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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省政协委员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为

发布时间:2010-02-03 00:00 编辑:州政协 浏览:0次

口述:袁晓红   整理:吴云梦

看影响恩施,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齐心大队刮起“单干风”》和《穷山沟出了个“万元户”》两篇文章后,激起了我想写点什么的热情。于是就决定去椒园镇凉风村木棚子生产组,采访1981年改革开放我县第一个超卖万斤粮户、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原生产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的袁晓红同志。

我叫袁晓红,今年62岁,地道的农家妇女,小学文化。1982年在基层党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共党员。1975年至1995年任木棚子生产队队长;1977年被选为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1983年被选为湖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1984年至1995年被选为椒园公社凉风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妇联主任。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大队、公社及县三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模范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乘改革春风,打破禁锢,解放思想,推行“三包到劳,以产量计付报酬,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度”,成为宣恩县第一个致富不忘国家超卖爱国粮的万斤粮户。

木棚子15户人家60口人。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时期,因为共产风,我们队几十亩水田被拱手送给了水田坝人,使得一个半田半土、可以不靠天吃饭的生产队,却变成了田少土仍不多而要靠天吃饭的生产队。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下,生产大“乎隆”,人们过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日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连生产队长都被打成走资派的年月里,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泛滥,集体化的道路越走越穷,集体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边缘。在“为革命种田”的口号下,社员想的是如何吃饱饭,怎么养活一家人。同床异梦,劲总是使不到一块儿,所以,在平均主义思想的笼罩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人们口头上流传着:“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党员看支部”的顺口溜,同时,人们还形象的把生产、休息、评记工分这一生产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总结为“上工像拉纤,放工像射箭,评记工分像审案”。干部在群众眼里的形象也被贬低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个别干部的缺点错误和干部职责行为加以歪曲扩大,以斑皆全,编成顺口溜进行传唱。像什么“队长累嗒去打望,会计累嗒去算账,保管员累嗒去扫仓,出纳累嗒去赶场,社员累嗒照常” ,借以打击干部的积极性。但是,像“一年累到头,没吃几顿肉,正月初歇气,过了十五又排头”这样的四言八句,确实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现状。更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记得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生产管理上,我们这里也推行过“大寨式记工”管理方法,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标兵工分,自报互评”。具体做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种类和出勤天数,到月底评比总结。评比时先看哪个社员劳动态度最好,出勤率最高,干活质量最棒,就评他为“标兵”,然后规定出标兵一天应得的工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工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能力高低、劳动态度、自报应得的工分(5分、8分、10分、12分等),最后由大家评议修正。这种劳动管理制度在上级领导的推荐下,曾沿袭使用。同时,还把“多劳多得”当成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工分多、吃饱饭才是硬道理。批的结果是什么呢?“偷工减质混工分,脸红颈粗挣工分,重男轻女压工分,投机耍滑骗工分,单干副业买工分”的不良现象仍然存在。社员讲的是工分,想的并不是秋后的分值。当时,在我们生产队,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工分,仅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几角钱或几分钱,这种分多值少的现象严重的制约了集体生产的向前发展。

总之,上世纪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工分挂帅”,“抓革命,促生产”也没有把粮食搞上去。

1975年以前,凉风二队一直是我早姑爷(周文早,中共党员)搞生产队长,论生产,耕田耘地确实是一把好手,论管理也算不错。全队男男女女30来个劳动力,有搞农业的,种植药材的,喂养牲猪的,还有副业班子。但是,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劳动,虽是小队核算,但口粮标准是在完成国家统购,上交大队提成,留足公积金和公益金外,还要贯彻“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扣除小队储备粮、饲料粮,剩下的才是社员应分到户的口粮。我清楚地记得年分最高可达到450斤,最低的1972年和1973年,每月的口粮标准只维持在20斤左右。绝大多数人家要用按月发粮的方式进行控制,才能维持到月末,当然,窍门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瓜菜代,个别户还要超月借粮和靠评救济过大年的。大集体时,虽然进钱户也能达到80%,但收入仍很低。分值一般维持在每分工分1分7厘钱;最高也只达到每分工分3分钱,其中进钱最多的一年是我袁晓红家(4个劳动力),大约100元多点,算是最有钱的富户人家。吃饭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975年,我在老公的支持下走马上任,接任木棚子生产队队长。接任时,我有一个思想顾虑,心想一个男般家都搞不好,我一个女流之辈能行吗?后来又想,有父母在家扛大梁,老公当助手,全体社员又拥护,心一横,我袁晓红手有一双,利嘴一张,做事泼辣,豁出去了——干!上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想办法把粮食搞上去,让社员填饱肚子。上任伊始,组建班子,总结经验,找出问题,认为:我们木棚子从自然环境讲,北临落坨的凉风1队,小山林是一处自然隔离带;南抵双龙横坡,有318国道相阻,东西两方都是山林,上百亩的狭长地带,有较好的隔离条件,如果改变种植形式,我想是会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

争取项目。有好的隔离条件,选择苞谷植种是改变当时生产落后现状的门路。我利用到县城开会的机会,找人搭桥与县种子站取得联系,通过种子站肖连华、余学凡考察认定,木棚子的地方搞繁育比白泥坝(当时苞谷种子种植基地)条件还好。通过一年的试种,得天适、地利、人和,经种子部门检测,收获的种子品质达到同类产品的标准,其中出芽率还相对高一点,论颗粒不再是“种子像胡椒,风都吹得跑”的“屎黄色”。种子收获后,因为是1:3的兑换,相对单位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几年下来,农民的收入相对增加,第一次尝到吃饱饭、有钱用的滋味。因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导下,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成绩突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7年我还荣幸的被选为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一次乘坐飞机走出大山,聆听省委领导的教导,心情格外高兴,精神倍受鼓舞。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首先在农村得到了实践和检验。

1978年冬和1979年春,全县不少基层生产队的分组作业,有的将部分作物包产到户;有的分组进行,农活长期包工;个别高山边远地区干脆全部包产到户。对此现象,当时很多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心有余悸,我记得,为这事县委曾派办公室人员对包产到户严重的地方进行专项调查。

后来,宣恩县委、县革委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精神的同时,认真调查总结农村通过改革取得成功的典型,于1979年在全县农村推行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作业组,实行五定(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一奖(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度。1980年老公周廷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鼓励支持下,实行承包到户,产量实行三定,即国家、集体、个人,超产归自己。按劳动力承包产量,划分田土进行组织生产。生产队对承包户实行三投入:投入商品肥、种子、农药。在管理上,品种种植方面仍受生产队统一管理和指挥,出工形式由承包户自由安排。种子种植方式上采用混植技术,即双行母本,一行父本,自然授粉,做到适时施肥,定期管理,成熟收晒。这一年下来验收,产量最高的350斤/亩,低的只有200斤/亩左右(兑换成普通苞谷产量为1050斤/亩至600斤/亩),虽比过去稍有好转,但仍没有达到理想的产量和生活水平。

在前几年成功植种的基础上,1981年仍然搞种子繁育,品种是“恩单2号”。但是,政策上更大胆一些,推行“土地到劳,责任到人、产量到户,劳动出勤自己安排,不记工日,不记工分,集体三投入,管理上只按作物季节把关指挥,全奖全赔的责任制度”。种植方式上实行革新,具体作法是:技术员由种子站派入住队指导,直到秋收验收;技术上搞好两个隔离——时间隔离,地区隔离,前者推迟播种期,后者防止飞花;种植方式改混播为单播,即大面积种植母本,小面积种植父本,放花期母本地块适时去雄授粉,方法简单,男女老少均可操作。把住最佳受粉时间,早晨九点左右,雄花开裂,手持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打饭用的簸簸,内置一张白纸,另一只手拿花柄将花粉抖在簸簸内,去掉雄花花壳,剩下金黄色粉末,就将纸卷成漏斗状,在尖角处撕开底口,再到母本种植地,将花粉轻轻地抖在母本的雌花上。识别也很简单,老百姓叫“掩须”哒,就说明已授到粉哒;凡苞谷胡子猩红鲜嫩成晶莹状,就是叫你去授粉的对象。其次数可一次或两次或多次,这样授粉率高,不空托棒,不出稀癫子,满尖。由于充分利用地力和粉源,再加上人勤快,产量自然高。这一年,由于政策好,人勤快天帮忙,种出的苗稼比哪一年都好,真是块块像竹山。成熟期做到随熟随收,随晒随藏。秋后验收结果,旱涝保收地段亩产可达700斤(按1:3,亩产为常规品种2100斤),土质稍差的地块,高低平均亩产300斤(按1:3,亩产为常规品种900斤)。仅此一年就甩掉了穷帽子,解决了吃饭问题。全队15户人家,几乎是家家卖余粮,超卖千斤以上爱国粮的就有:周文早5000斤,刘绪杰5000斤,童俊年5000斤,刘久远3000斤,黄前华3000斤,安国珍3000斤,唐泽品2000斤,黄前富2000斤,袁晓红10000斤,合计38000斤。年终,公社评功表模,我们队被誉为“治穷致富多作贡献”的先进单位;8人被评为先进个人,我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讲个不谦虚的话,说到评功表模,我的感受最深:这一年,我能评上特等劳动模范,除了光荣更多的是自豪——为凉风二队被评为治穷致富先进单位自豪;一个农家妇女当队长,能为社员解决“吃饱饭”自豪;15户人家能有9户人家的当家人和我一起到公社开会受表彰自豪。像我们队上的刘久远、黄前富、唐泽品、童俊年这些人,过去多是属于吃返销粮的人家,今天能坐在评功表模大会上,那真是再荣耀不过的事了!说到底,最深的感受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包产到户,就没有这么好的局面。

讲到1981年的收获和感受时,袁队长那个得意的神情真是如花如霞。她说:“当队长那么多年,我感觉那一年当得最轻松。为什么?土地到劳,‘定心’;责任到人,‘专心’;产量到户,‘用心’;出勤自己安排,‘舒心’;全奖全赔,‘狠心’;有了收获,‘欢心’。你想,那么多年人都穷怕了,今天国家把土地交给你,叫你致富还能不欢喜?所以,农民只有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才能转化为战天斗地的生产力,致富才有奔头” 。

我家超卖万斤粮是怎么来的?每斤种子折合普通粮3斤计,交种子站种子6400斤,得普通粮19100斤,买10000斤,留口粮9100斤,全家七口人平1300斤。普通粮按0.09元/斤计,得币1008元,钱粮双丰收。我这个万斤粮户是否真实,当时副县长魏洁若同志曾到我家视察,亲点万斤粮出售后家里实有存粮的堆放数。另外还检查了出卖万斤粮的小票,结果情况属实。他老人家才放心的走出我的家,离开木棚子。

讲到改革开放,我仿佛觉得有说不完的话。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发布,正式承认“承包到户”的合法性。于是乎,一个轰轰烈烈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集体经济解体,土地承包到户,如同给农民插上腾飞的翅膀。这年春天,我们队正式签定《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首先,合同书的签定,是以“坚持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长期不变,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为前提的;是以“生产队为甲方,农户为乙方”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双方各执权力和担义务。合同书在农户手里如同一剂“定心丸”。

然而,生产责任制的实践使我认识到,以农户为承包单位,又一次使农民获得相当数量的田土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上过分集中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的发挥作用。集体化20年中,只在集体生产队或大队使用的一些农机具,像小型打米机、剥壳机、粉碎机、小钢磨等,在改革开放后三年时间里,相继走进少数先富起来的农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大家种田有了积极性,乡亲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队里决定修一条出队的好路。在乡镇政府及上级交通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由上面出物资(炸药、钢钎等),自己出劳力,修通了约两公里连接318国道的乡村公路,改变了出门行路难的问题。过去出门上街单靠步行的部分青年小伙,第一次玩上了摩托车和小三轮车。

说起经历,我1982年入党,1983年又被选为湖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譬如,大队的支部工作,妇女工作,特别叫人头痛的计划生育工作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一时间,我这个农村媳妇儿就成了“大能人”。当然呢,工作上有付出,精神上也有回报。像“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先进家长”、“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光环也不断罩在自己的头上。偶尔思想上也产生过矛盾,但又想“谁叫我是个共产党员呢”。推心置腹地讲,我工作上成绩的取得,首先要感谢老领导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游长远同志和公社书记戴承寿同志以及所有帮助和支持过我的领导同志;但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公爹和婆婆,可以说,没有他们二老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才是我安心工作,全心处事的源动力!

改革开放30年,通过连续五个中央1号文件(即“正式承认承包到户的合法性”、“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的贯彻执行,感受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巨大变化。着磨自个儿生产队里:100%的家庭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生活过渡(近几年人均收入都在1000元以上);100%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100%的家庭都有一部至两部手机(包括村村通);95%的家庭重建或扩建了住房;90%的家庭建有沼气池,老会计黄前发家还安上了太阳能。如此大的变化是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村民们的生活一天天富起来,一个又一个喜讯源源不断涌来,刻下了木棚子发展变化的轨迹:废止农特税还给补贴了,孩子们读书不交学杂费、住宿费了;农村实行新合疗了、科技下乡建立科技书屋了……

30年沧桑巨变,让我感受到农村生机勃勃的变化,体会到村民们和谐幸福的生活。30年的改革开放,惠泽了木棚子每一个人。木棚子的变化让我看到了一幅正在描绘中的新农村画卷。

(政协宣恩县文史委  供稿)

责任编辑:州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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