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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话往事

发布时间:2015-05-18 16:19 编辑:州政协 浏览:0次
群众工作话往事

 汪启发

我是一个入党54年,工作了45年的退休基层干部,群众工作无处不在,两次调研经历至今难忘。

“叫鸡公”为什么不叫了?

1978年7月,县委将我从硝洞公社调回长梁区任区委书记(1966年6月—1976年4月,我曾在长梁区工作,任长梁区武装部长、区委副书记),回来不久听人说,清河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个原来是全区年年增产的红旗队,人称“叫鸡公”队,近年来粮食减产钱减收,生活低下,群众哀声叹气,昔日的“叫鸡公”不叫了。

“叫鸡公”为什么不叫了呢?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这个生产队,召开群众会、队委会,走访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找出“叫鸡公”不叫的根源。原来是1977年春,清河大队为了发展企业,将这个队的综合加工厂和技术人员,统统收归了大队,共了这个队的产,造成该队减少企业收入6000多元。二是农田基本建设不量体裁衣,大量劳动力投入到改田中去,投资18460元,拆屋3户15间,在改田中,砍去了大量经济林木,破坏了生态环境,不顾当年粮食生产,造成粮食减产15000多斤。我惊叹!都什么年代了,不吸取1958年一平二调的教训,还在刮“共产风”!

针对此情况,我立即将调查情况写出稿件,报到区广播站向全区广播,制止以上刮“共产风”的错悮行为。同时报到《恩施日报》,很快,该报加编者按“破坏了队为基础会造成什么恶果”在一版头条进行了报导。清河大队党支部在十一屇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 政策落实,制定措施,群众极积,恢复生产,1979年粮食增产钱增收。1979年10月我再次来到这个生产队调查,社员群众笑逐颜开,向我道喜:“叫鸡公”又叫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上世纪60、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时任长梁区武装部长的我,主持长梁区的全面工作。1970年秋的一天,我到区供销社下坝分店去调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情况,一位40多岁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快步来到我面前,见面就是一场哭,搞得我莫名其妙。彪形大汉,失声痛哭,倍觉凄凉。“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怎么回事?

大汉指着下坝分销痁门前一头猪说:“我是来交任务猪的,在家过秤有120多斤,超过任务标准,我以为满可以交脱任务,我背了10多里路,猪沿途拉屎拉尿,到这里收购员一过称,只有112斤,还差8斤不够任务标准,我好说歹说,供销社的同志就是不收,我一早背猪下山,连早饭都没吃,饿着肚子怎么背得回去哟,娃娃他妈才死没几天,我当爹又当娘,还得赶回去给他们弄饭吃……”。我听不下去了,对着收购员一顿臭骂:你还有点人性味没有,你知不知道人家刚死了老婆,人家是忍着悲伤和克服困难来交任务猪的,不就是差8斤秤不够任务标准吗,收了喂几天不就够了,再说这头猪还是个饿肚子嘛!围观群众称赞我这一番话,纷纷同情交猪人。收购员经不起我连珠炮似的“炮轰”,很快把猪收了。交猪人对我一再感谢,在场的人说,老汪给他做了一件好事。

为了对这位困难群众的深入了解,后来我去到了他家。交猪人名姓金,是长梁区铜锣公社中心大队二生产队人(长梁乡石板山村二组),家住偏岩子山顶因他身体粗壮结实,讲话喉粗声大,人称“金老虎”。虽然身体强壮,一人劳动,还是挣不到几个工分,加上拖儿带女,日子过的很贫寒。但他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国家,那怕老婆刚刚去世,还是把完成国家生猪任务的事放在心上,从10多里远的山顶背到下坝供销分店,多不容易,我们的农民老大哥多好啊!纯朴的农民,善良的农民!联想到1967年9月下旬,文化大革命中,建始城大桥两旁红卫兵造反武斗枪声不断,长梁区农民千人百车(人力车)送爱国粮的场境,我眼睛湿润了。(我的拙著《从容回眸》一书,“‘文革’中的一次特殊抗议”有详细记载)

那时,计划经济,生猪任务也和粮食征购任务一样,实行统购统销,粮食任务由生产队集体负责完成,生猪由社员一家一户完成生猪任务规定:一家喂两头以上的卖一头,喂一头的,卖半边;困难大的农户,也得卖三分之一的肉。也就是说农民有肉吃,国家干部、解放军、工人、城市居民都得有肉吃,农民把完成牲猪任务和粮食一样,丰收不忘毛主席,丰收不忘共产党,丰收不忘解放军,丰收不忘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农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农民想着国家,而我们的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怎么就不为农民着想呢?

以上两次调研,我深深感到:做群众工作不能“围着车路转,隔着玻璃看。”要到地头田间、工厂车间、人民中间深入调查,“解剖麻雀,”才能把群众工作做细、做深、作做透;做群众工作不能“门难进,脸难看”,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才能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群众工作做实。(建始县政协供稿)

责任编辑:州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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